为什么不能过得轻松点儿?

心情

为什么要工作?人们会说,因为要生存。那如果生存不是问题,为什么还要工作呢?

去年到现在,时不时就会传出有人辞职隐居去了。先是终南山,去年底就曝出一个广东的企业高管,放弃百万年薪,隐居终南山。这个著名的隐居地,据说已经有数千隐士了。前几天,网上又热传一个故事:一对上海夫妇,辞职在家,一年下来才花两万元——终于从“小隐隐于野”走向了“大隐隐于市”。都说工作是为了活得更好,但在他们看来,过简朴悠闲的日子才叫活得更好。

这种事情放在很久以前,也许并不值得惊讶,而是常态。人类学家马歇尔·萨林斯在《石器时代经济学》一书中,描绘的原始社会和我们惯常想象的不同,那并不是一个辛苦劳作仅能糊口的社会,而是一个“原初丰裕社会”。人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,有的部落“在一整年里,用在获取食物上的时间,平均下来每天不足两小时”。因为狩猎采集如此之容易,他们很抗拒农业:“世界上有那么多芒果栗子,我们为什么还要种地?”

原始社会的“丰裕”是因为他们需求很少,很容易就能得到满足。反观我们现在的时代,倒总是有太多人的需求得不到满足。人活得幸福与否,拥有物质的多寡并不是太重要,重要的是欲望能否得到满足。有两种解决方案,一种是拼命满足自己越来越多的欲望,一种减少欲望降低满足的难度。大多数人在前一条道上狂奔,极少数人停下来掉头而去。

我们这个时代被称为“消费社会”,有需求要满足,没有需求也要制造需求来满足。想想看我们的手机换得有多勤,有多少新功能是我们所必需的?这只不过是宣传广告给消费者施加了巨大的心理压力,迫使他们相信换个手机的必要性。世风如此,以至于格力董事长董明珠宣称格力手机功能齐全,可以用三年不换反倒成了笑料。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说:“欲望借广告来人工制造,借推销术来发生催化作用,借劝导者的谨慎操纵以形成,表明这些欲望是并不很迫切的——饥饿的人从不需要人们告诉他需要食物。”

说到这里有贩卖心灵鸡汤的嫌疑。劝人清心寡欲做个隐士并不符合普遍人性,正如成功学鼓舞人们都去做亿万富翁也不现实一样。作为谈资,需要的是传奇故事,但要指导生活,需要的是中间状态:既不要太穷也不必太富,既不要太忙也不必太闲。问题在于,如今的中国人活得实在太累了。不必与石器时代的人对比,那太遥远。就拿现代国家来说,澳大利亚一向以闲适懒散著称,北欧国家,也大抵如此,美国很多小镇的生活,在中国人看来简直无聊透顶。即便南美、东南亚一些发展中国家,也不像我们一样疲于奔命。

“中国人为什么活得累”是一个讨论过无数次的话题。有人总结为:“太看重位子,总想着票子,倒腾着房子,放不下架子,撕不开面子,眷顾着孩子。”这只是表象,根本原因是内心欲望与实现能力之间的巨大反差。一头是高高翘起的欲望,相比之下,南美、东南亚国家虽然经济水平未必比中国更发达,但国民对物质的渴望远不如中国人,不至于过于痛苦。一头是低水平的实现能力,因为分配不公和保障体系的缺失,导致中国人既缺钱消费也不敢消费。于是中国人就成了那只前头吊着胡萝卜拉磨的驴子,岂能不身心俱疲?

一种丰裕社会是石器时代的,还有一种丰裕社会是属于现代的。正如加尔布雷斯在他那本著名的《丰裕社会》一书中所说的,当物质供给达到相对丰裕的时候,就需要考虑一下社会平衡之道了,也就是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平衡。市场经济带来私人商品的极大繁荣,相应地,公共服务也要跟上,诸如教育福利、失业救济、养老保险等等。它最终带来的是人的自由度大大拓展,这就包括了更多的闲暇:1850年工人的每周工时平均几近70小时,一百年后,平均每周工时为40小时。既然人们对物质的需求不再那么急迫,当然可以多休息休息,活得轻松点儿。

中国也在慢慢开始跨入这个阶段。去丽江、上终南山、隐居上海,无不在传达这样一个信号:我们不要那么忙忙碌碌而不知所终。当人们的观念开始转变的时候,同时就构成了对政府治理的挑战:这不再是一个单纯追求GDP的时代了,而应该以人的自由来看待发展。3月25日是中国实行双休制整整20周年,新浪网发起了一项调查,结果显示有85%的人支持四天工作制。四天工作制是否可行姑且不论,但至少说明追求更多的闲暇成了多数人的明显意愿,那么,它为什么不可以成为这个社会的中心目标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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